警告老板:这行业千万别碰;揭秘中国最有前途的30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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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5-14 12: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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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黄奇帆警告企业家:这行业千万别碰


近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亚布力论坛理事张家港行暨第四届“港城合伙人”峰会上做主题演讲时:


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企业的债务杠杆。


中国经济真正成问题、需要着力去解决的是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这个债务占GDP的160%左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的GDP是80多万亿元,企业债务有130多万亿元,这个160%和政府的、居民的债务率加起来,总的就是250%多,宏观杠杆率就成了世界上较高的了。

  

如果我们能把企业的债务率降一部分,比如能降50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的宏观杆杆率就能降到200%以内,就会好得多。所以,宏观经济去杠杆的要害,在于去企业的债务。

  

同样拿美国来比较,美国的企业债务占美国GDP的比重是70%不到,而我们要比美国的企业债务比重高一倍,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大家一看就知道,问题焦点、要害是在什么地方。


企业去杠杆更要靠提高股权融资比例

  

强化每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管理,不能总是80%、90%地负债,不能盲目地为了扩张、为了收购兼并,甚至到了8000亿元、9000亿元债务,还敢千亿、千亿地举债,在世界各地疯狂地收购兼并,最后把自己搞到资金链断掉,这类高杠杆冒险应该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管控。

  

不仅是金融机构要约束管控这类杠杆贷款,企业家、董事会自己也该留有余地,要有这方面充分的意识,管控好现金流、管控好资产负债率,管控好自己的亏损或者效益。

  

再一方面,千做万做,赔本的生意别做,产能过剩的生意别做


一个企业千万不能以为自己聪明能干、竞争能力强,过剩的恶果都是别人承担,我的企业在过剩的领域里照样能够跑马圈地,能够占得头筹,能够取得良好效益,这都是过分自信的表现。

  

在市场经济里,一个行业有10%~20%的过剩是正常的,这个百分之十几、二十正好是优胜劣汰、动力所在,促使一些劣势企业、劣势产品被淘汰出局。但是如果这个行业有30%以上的过剩,比如有40%、50%的产能过剩,就会出现全行业亏损。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对企业家来说,千万不要在产能过剩行业再去增资扩产。总之,要在财务指标上,在发展的前景上,控制好自己的业务的方向、业务的范围,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这是讲微观,是讲具体的产业行业结构中企业去杠杆防风险的一些问题。

  

从宏观上说,我们企业部门高杠杆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处在不成熟状态,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跑了27年,但目前还处在不健康、不健全、不理想的状态。

  

在去年7月份的金融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的一块短板,金融市场一方面在银行理财业务、非银行金融企业资管业务等方面发展过度,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不足,目前还是短板,是瓶颈。

  

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短板、瓶颈,使得我们国民经济的宏观融资比例出现了问题,比如去年全社会新增的融资,债权融资占90%还多一点,股权融资10%不到,这是什么意思呢?

  

企业银行贷款是债务,信托融资也是债权,各小额贷款更是小高利贷性质的债权,即使是在资本市场上发的债券,或者在银行间市场上发的中票,也都是债务。

  

总的中国的新增融资90%以上是债权,只有10%不到是股权,这样的市场融资结构如果长期存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的高杠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还会越来越高。

  

如果现行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是70%,而这些企业每年新增的融资量总是90%的债务、10%的股权,由此类推,这些企业几年后的资产负债率就不是70%,而是80%甚至90%。

  

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融资结构在体制机制上缺少股权融资,抓好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是国民经济去杠杆、防风险的关键措施。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共16章60个条款,其中在第四章讲到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改革的时候,特别讲到了一句话,就是要解决好中国工商企业股本的市场化的补充机制,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解决国民经济高杠杆率特别是企业高杠杆率的关键所在。

  

这是我们的心病,是要害之处、瓶颈之处,必须着力去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既要靠工商企业自身的利润积累,滚成资本,从微观结构上去解决一些问题,更要靠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从国民经济融资的整个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

  

整体上讲,如果每年全社会新增融资中股本融资能占50%以上,形成债务融资、股本融资各50%的格局,企业融资高杠杆问题就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趋势。

来源跨越式企业(ID:dfy82853236)


02

谁在崛起,谁在没落?揭秘中国最有前途的30城!


北上广深四城市比较分析


纵观全球,大城市都是国家的象征,大国尤其如此。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北上广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窗口,代表中国的形象。


数据显示,四座城市中,北京上海分列第一、二位,深圳广州排在第三、四位。



从维度积分来看,北京在“智力资本和创新”、“技术成熟度”、“健康、安全与治安”、“交通和城市规划”、“经济影响力”五个维度居前;上海在“区域重要城市”、“宜商环境”积分高居在第二;深圳在“交通和城市规划”与北京并列、并在“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和“宜商环境”领先居第三;广州在“区域重要城市”和“经济影响力”维度均超越深圳,但因在其他维度居后总积分低而屈居第四。


在2016年对国际30座大城市的观察中,北京综合排名居第19 位,“门户城市”维度在伦敦、巴黎之后、“经济影响力”维度在伦敦、纽约之后均高居第三;


上海综合排名位列第21,“门户城市”和“经济影响力”维度均居第七。


这两座城市在国际上综合排名不是很靠前,很大程度上是受“成本”维度的影响,北京、上海在“成本”维度的国际比较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和第二位。广州和深圳两城市在我们以往对中国城市的观察中始终不相伯仲。2014年和2015年深圳位列榜首,2016年和2017年广州则为第一。但在“成本”维度,同样,两城居于末席。


成本高企,成为北上广深在城市综合比较中的共同特征,引人思考。就城市本质特征来说,北上广深的个性是极其鲜明的。


北京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金融中心,广州则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北上广三城均有着悠久的建城史,绵长的历史孕育了厚重璀璨的文化传统。


智力资本和创新


“智力资本和创新”维度包括六个变量:专任教师变动率、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科技支出比重、研究与开发水平、创业环境、创新应用。

其中,厦门、苏州、珠海在专任教师变动率变量上分列前三,表明人口增长对中小学教师的刚性需求,这一趋势在“流动人口变动率”变量上也得到印证。“


在这个变量居前的城市是武汉、太原、贵阳、南京、郑州,多为工业重镇。


“科技支出比重”排在前几位的是珠海、苏州、武汉、杭州、南京,这反映了这些城市在科技支出上的需求,同时,这些城市的财政实力相对稳定,对科技支出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其中,排在前列的是南京、武汉、西安、杭州、天津。最后两个变量反映的是“双创”,创新和创业,排在前三位的都是杭州、成都、南京。这两个维度与“研究与开发水平”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学以上教育的成果,它们既反映科技创新的局面,也构成了智力资本的重要要素。


综合看,由于南京、杭州、成都、武汉在六个变量的前几位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因此位居维度的前四名。


技术成熟度


“技术成熟度”这个维度旨在衡量城市的尖端技术产业发展情况,包含五个变量:互联网+、数字经济、软件与多媒体设计、技术市场规模、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本维度排在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杭州和武汉(并列)、南京、苏州以及成都,它们也分别包揽了五个变量的第一名

“技术市场规模”变量由“输出技术成交额”和“吸纳技术成交额”两个分变量组成。武汉和南京在该变量位列前二,这两个城市都是我国著名高校所在地。武汉现有高校80余所,拥有在校大学生超过百万人,是中部人才高地。


而南京则是东部的重要科研教育基地,高质量的人才储备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为产业高速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京也同样因为高校科技技术发展使得南京软件业水平在国内仅次于北京与深圳,在“软件与多媒体设计”变量中排名第一。


西安和天津在“技术市场规模”变量上与南京并列第二,显示它们是与我国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集中的特征有正相关的关系。


今年新加入的变量“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旨在衡量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所体现出的技术成熟水平,苏州在26个城市中总分排名第一。苏州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苏州工业园区更是我国首个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的区域。


区域重要城市


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应以城市群概念替代点对点的城市发展,通过增强中心城市带动功能,建设19个城市群。其中,由特大城市作为城市群中心,辐射并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继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城市群建设的核心。


“区域重要城市”这个维度反映了所观察的城市在区域内的地位,并反映该城市对区域整体发展的带动作用。本维度包括六个变量:“星级酒店”、“国际游客”、“飞机起降航班”、“客运总量”、“货运总量”和“会展经济发展指数”。


统计表明重庆、成都、杭州和南京(并列)、厦门排名位列前五。

其中重庆在“国际旅客”、“客运总量”和“货运总量”变量都位列前三名,成都在“客运总量”和“会展经济发展指数”变量排名第一;体现了这两座城市在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杭州凭借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对外交往越来越频繁,在“星级酒店”变量排名第一。南京和厦门发展整体比较平衡,分别作为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和东南沿海重要城市在区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重庆在“货运总量”变量蝉联第一的同时在“客运总量”变量排名第三,作为长江上游唯一汇集水陆空交通资源的特大城市,在西南地区承担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重庆通过近年发展,建成了“二环十射”高速公路网和“一枢纽八干线”铁路网,港口年吞吐量1.6亿吨;同时,“渝新欧”国际集装箱班列实现常态化、一卡通运行,全程开行时间缩短至13天,成为中欧陆上贸易主通道。


成都作为中国第四大航空枢纽、全国第五大铁路枢纽,同时国际化步伐在显著加快,成都始发到达波兰罗兹的“蓉欧+”国际班列已常态化,成都开通的欧洲、北美航线数量居于中西部地区第一位,成都在“客运总量”变量第一,可谓是名至实归。


此外,成都作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会展经济发展迅速。昆明在“飞机起降航班”变量排名第一,一方面缘于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门户城市和区域性交通枢纽,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以及亚洲区最大的鲜切花供应地。


厦门在本维度六个变量中有三个都位列前三,尤其在“国际旅客”和“会展经济发展指数”变量排名第二。厦门在2017年成功主办了“金砖国家峰会”后,带动了其会展经济发展,同时其优美的港口城市环境和经济特区地位都会在未来继续助力厦门的城市发展


健康、安全与治安


在本维度中设计了五个变量,分别是“医护资源”、“医疗设施”、“养老服务”、“城市交通安全指数”和“灾害损失”。


本维度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杭州和成都(并列)、西安、太原和贵阳,随后是武汉、珠海、长沙和郑州(并列)以及济南。

在本维度排序中,城市分布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但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城市主要为省会城市。这是因为我国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城市管理资源相对充裕。


杭州作为本维度排名第一的城市,在“养老服务”变量排名蝉联第一,主要得益于对养老服务的重视和多年的积累发展。


此外,贵阳在本维度排名有所提升,这与贵阳近年来经济发展也呈同向趋势;过去5年贵阳市经济增速连续4年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同时贵阳着力发展新兴科技,获批建设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成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核心区。


本维度中有四个在具体变量上居末席的非省会城市,即珠海、苏州、无锡、厦门,还有一个非省会城市宁波在某些变量上的排位也偏后,尽管它们中大部分城市的维度排名并不太靠后,但它们在具体变量上普遍靠后的现象反映出,这些经济快速增长的沿海开放城市在“健康、安全与治安”维度关注的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改善。


交通和城市规划


本维度重点关注以下七个变量:“人均道路面积”、“公共交通系统”、“轨道交通覆盖面”、“城市扩展速度”、“城市流动人口状况”、“绿化面积”和“居民住房保障”,前三个反映城市交通状况,后四个描述城市规划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城市的交通和城市规划现状进行分析。


其中,“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观察的是城市5年间流动人口的变动。在这个维度中,珠海和南京在多数变量中排位靠前,因此总排名连续两年位列前茅。排名紧随其后的是杭州、厦门、武汉和西安。


从排名上看,南京在“轨道交通覆盖面”变量中表现突出,已连续3年位居第一,主要得益于南京多年的轨道交通建设。目前南京地铁里程数位居全国第四,在未来五年间,南京本地及辐射周边一小时都市圈将要新建17条轨道交通线路。


值得关注的是,在常住人口数量不占优势的条件下,南京的人均绿地面积仍保持了排名第一的位置,体现了政府在绿地建设和市政规划方面持续做出的努力。


“公共交通系统”变量由两个参数计算得出,分别是公共交通客运周转率和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量。由于乌鲁木齐常住人口相对较少,同时也是区域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因此在该变量中排名第一,表明乌鲁木齐人均拥有的公共交通资源是相对充足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武汉和西安的排名较去年都有所提高。这两个城市排名的上升同样得益于城市交通的高速发展。


武汉作为全国高铁网络的轴心,城市发展依靠快速通达的交通优势,目前,以武汉为中心,“1234小时”交通圈正在逐步建立,“铁、水、公、空”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也在逐渐完善。


西安与武汉类似,是中国八大铁路枢纽之一,正在打造“国际运输走廊”和“国际航空枢纽”重要城市,“米”字形高铁预计2020年建成通车。除此之外,西安也在加紧建设城市轨道交通,自2017年起,西安在建线路总里程达203.2公里,形成史无前例的九线同时建设局面。


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


“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维度主要是从资源、环境和劳动力供给的角度观察对城市未来发展的影响。有五个变量:“居民人均水资源”、“污水集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劳动力供给”、“流动人口变动率”、“碳排放”。


其中,“流动人口变动率”是从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率来观察就业人口中外来人员的比重,与上一维度中“城市流动人口状况”比较5年间流动人口变化的角度有所不同。


数据梳理结果,长沙与杭州并列第一。长沙在维度中居首得益于在“碳排放”变量上排第一,在“污水集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变量上排第二,在“居民人均水资源”位列第四,使得累计积分最高。变量统计是枯燥的,并且有些抽象,但这一结果与现实生活却十分贴切。


目前,长沙正在与武汉、南昌、合肥共建长江中游城市群,探求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

另一座国家确定的“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城市是武汉。武汉同时也是九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在我国中部地区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26座城市的总排名中,位列南京之前、杭州之后居第二位,超越南京主要受五个维度的影响,而本维度是其中之一。


在这个维度中居后的都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其中哈尔滨、沈阳、大连引人关注。这三座城市是东北地区的三个重要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地缘环境变化的影响下,近年的发展一直处在弱势。


文化与居民生活


本维度变量反映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但这个变量包含了多重要素,一是从财政支出中的文体与传媒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二是从文化、体育、娱乐等专业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是一个复合变量。

另外通过“交通拥堵状况”、“空气质量”、“生活质量”三个变量来观察居民生活。数据计算结果显示,珠海位列第一,随后是厦门。反而南京、长沙、福州、武汉、杭州等大城市没有占据优势。


珠海位列第一显然是城市发展战略的结果,从改革开放伊始,珠海作为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在发展战略上便把科研开发和教育产业作为长期发展目标,使产业布局和生活布局均衡配置。


生活布局考虑到了邻近澳门发展旅游产业的需要,道路、住宅、公园配套规划有序,绿色水产养殖和蔬菜科研基地提高了城市的生活质量;产业布局则可见众多大企业的后台研发基地和知名大学的分校,沿海建设的情侣大道更成为城市驰名中外的名片。经过长期坚持,珠海这座小城已成为各种宜居城市排名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厦门也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文化传统悠久,居民视野开阔,民风民情祥和。厦门在这个维度领先也是城市管理者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的结果,长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注重保护环境、注重社会文化建设,使厦门一直保存着独有的特色。

厦门在这个维度居前也对厦门在“区域中心城市”维度领先作了补充:厦门是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均衡发展的城市。


在“文化活力”变量上,居前三位的是成都、长沙和西安,加上排在第五位的太原、第七位的贵阳、以及并列第九位石家庄、兰州,大多是中西部城市。


从现实生活中观察,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的文化产业是多姿多彩的,电影、戏剧、文化周、多媒体拓展了文化领域,多种娱乐休闲方式丰富了城市生活。


排在“交通拥堵状况”变量前几位的是几座相对小的城市:无锡、苏州、宁波、厦门,这很有启示性。原因可能是多重的,既有城市基础好的因素,也可能是城市文化传统深厚促使城市的发展规划遵循了城市的发展规律,或许还有外来投资中华侨比重较高的因素。

总之,这些城市经济体量增长快速,流动人口多,居民生活水平高,也会有交通拥堵的城市病,但它们却相对不那么拥堵。这对于这些城市进一步的发展而言,是值得珍惜的。


经济影响力


城市是经济成长的产物,同时经济成长也塑造了城市。城市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对周边区域和中小城市的影响力,我们从“知名企业数量”、“金融从业人员”、“吸引外商投资”、“城市服务业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农业机械总动力”六个角度来观察。

其中,反映企业聚集程度、外商投资、服务业和GDP增长速度的变量比较直观,比较特别的是“金融从业人员”和“农业机械总动力”。


“农业机械总动力”反映的是工业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应用程度。数据梳理的结果,在“经济影响力”维度排在前两位的是杭州、天津。杭州得益于在“知名企业数量”变量中积分最高,天津则是因为在两个变量中排在第一位。


作为直辖市的天津,在26座城市的排名中仅列第七位,天津在这个维度能够凸现出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金融从业人员”采用的是按绝对数取值。


另一座直辖市重庆也有类似状况,尽管重庆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影响力很大,但在我们的评估工具梳理下并不突出,很大程度缘于市带县的面积大。


本维度“农业机械总动力”这个变量上尤其明显。该变量重庆排在末位,一是因为重庆的农村地域广大,使得计算公式的分母数额大,二是因为重庆多山,可耕地多为小面积地块,不适于机械化作业,使得计算公式的分子数额小,计算结果只能排在末位。


这是客观因素使然。在“农业机械总动力”这个特别的变量上,排在前列的有长沙、厦门、宁波、珠海。长沙是机械工业重镇,特别是民营工业企业发达,它们紧随市场开发产品,工业机械产品就近普及应用,促使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


厦门、宁波、珠海是东南沿海城市,原本农业耕地资源并不充裕,但由于水产资源丰富、滩涂广阔,而水产作业的机械化程度高,因此使得这三个不是省会城市的沿海城市在这个变量上排在前面。


对于具体城市来说,评估经济影响力还要考虑具体城市的地理环境、产业特点以及与其他方面的特定关联,从而发掘符合城市自身的发展机遇和前景。


成本


成本维度包括六个变量:“职工平均工资”、“公共交通成本”、“商业用地成本”、“住宅价格”、“食品价格”、“生活服务价格”。观察角度是站在投资人的立场,分别从人工成本和不同方面的支出成本来观察。


在这个维度上,各城市的数据梳理结果差异很小,但由于我国的平均工资较低,因此生活支出上的微小差异也会对消费倾向带来影响。

数据梳理的结果显示,排在前列的、即生活成本相对低的大多为中西部城市,排在后面的、即生活成本相对高的大多为东南部城市,如果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排列在内,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


在本维度中排在第一二位的是太原和石家庄,太原因“公共交通成本”、“生活服务价格”相对低而居前,石家庄则因在“职工平均工资”、“商业用地成本”、“食品价格”变量上积分高而排在前列。


在26座城市的总排序中居后位的乌鲁木齐,在“住宅价格”变量上位居第一,不仅显示了实际生活成本的某一方面,而且使该城市的总积分有所提高。乌鲁木齐在总排序中超越了石家庄、哈尔滨、兰州,在这个变量上积分高是因素之一(乌鲁木齐在维度八的“城市服务业比重”变量上也有突出表现)。


26座城市中,投资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是杭州,特别是在公共交通和住宅价格变量上排位明显。珠海在维度排名中跟在杭州后面,成为26座城市中成本第二高的城市,缘于在“食品价格”和“生活服务价格”两个变量上位置突出。


从人们在实际生活的感受上,也能体会到这两座城市的消费水平偏高。随着城市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应地社会生活成本上升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如何在发展中提升管理效率、从而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宜商环境


宜居城市相区别,宜商环境更注重从投资者的角度考察城市是否具有吸引国内外企业来此发展的软实力。包含:“创业便利性”、“人均劳动纠纷数”、“物流效率”、“资本市场参与度”、“商业运营风险”、“财政收支平衡度”和“外贸依存度”七个变量,反映城市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综合治理状况。


在对26个城市的各项变量进行梳理后,综合积分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别为 :苏州、南京和杭州。苏州在“财政收支平衡度”变量排名第一,这意味着苏州的财政分配可以保证市场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同时,稳定的地方财政也营造出安全的投资氛围,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


杭州在“创业便利性”变量排名第一,得益于杭州近年来大力支持创新创业。作为阿里集团的发源地与总部所在地,杭州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电子商务中心、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创新中心。


此外,位列总排名第五的厦门在“外贸依存度”和“物流效率”变量中分列第一和第二。


“物流效率”变量由“人均货运总量”和“人均快递业务量”组成,该变量厦门紧随宁波位列第二,这两个城市都是东部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宁波拥有全球吞吐量第一的大港宁波舟山港,优势得天独厚。


厦门除了港口的地理优势外,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物流效率的提升,2017年“双11”前三天厦门的收派件总量就创下历史新高,三天达到700 万件,厦航进出港全部航班货舱满仓,体现出厦门强大的物流吞吐能力。


位列第六名的武汉,与上年报告相比位次明显上升。武汉在本维度排名的上升得益于综合实力的提升,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变量是“创业便利性”,这得益于近年来武汉在鼓励企业创新创业方面做出的努力。


2017年武汉发布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支持创新创业发展新经济的政策清单》,被称为“新黄金十条”,该政策借鉴了国内外支持创新创业和新经济发展的经验做法,促进了武汉在加强企业创新创业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武汉作为中部崛起重要城市的地位。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兰州的总排名虽然位次居后,但是在“人均劳动纠纷数”变量中表现出众,连续四年位居第一,这体现了兰州企业对员工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市场环境的因素。综合看,这个变量积分高反映企业在组织生产秩序方面的便利。

作者:普华永道 来源:正和岛 编辑 李端 85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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