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卫生鼠害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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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10-06 08: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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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老鼠的办法

一、鼠类与人类疾病

在人类的传染病中,鼠源性疾病很多,对人类危害很大,我国关于鼠源性疾病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的《黄帝内经》、《医说》、《本草纲目》、《鼠死行》等文献,它们就某些鼠源性疾病症状进行了确切地描述。在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有关鼠源疾病的记载也可追溯到两千年前。随着科学的发展,鼠源性疾病的危害性日益为人们所了解,防疫灭鼠逐渐受到重视。

1. 鼠源疾病的严重性

据有关资料记载,鼠疫在全球大发生有三次:公元520~565年,流行于北非、中东和欧洲,累计病死约1亿人,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退。公元1346~1665年,鼠疫遍及欧洲、亚洲及北非,仅欧洲死亡2500万人,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宗教活动。我国死于此次流行者达1300万《瘟疫论》(吴有存,1642)。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894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因交通发达,鼠疫波及亚、欧、美、非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死亡1200余万人。由于医学的相对发达,进入20世纪后期,鼠疫病人显著减少,到80年代,全世界每年平均不足千人,但波及的国家仍达20余个。由于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范围未有本质性的改变,对人类的潜在威胁仍然很大,不可忽视。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人数迅速增加(陈化新等,1992):20世纪50年代共发病3568人,60年代23164人,70年代143949人,80年代达到696074人。对人民的健康危害很大,影响到国际交往和贸易。进入90年代以来,发病人数虽未继续增加,但也未能稳步减少。

此外,钩端螺旋体病、鼠伤寒等等鼠源性疾病的发病人数、每年都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对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发展影响很大。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作的深入,鼠源疾病的病种仍在增加。一些过去被误诊和不能确诊的病人,将被列入新的鼠源疾病的病例之中。

2. 鼠源疾病危害严重的主要原因

鼠的种类多,分布广,密度高,与人类的关系密切,接触频繁;而且,鼠和人均为温血动物,存在着较多的共患病。据统计,在全世界的1700余种啮齿动物中,与人类疾病有关的约1500种;在我国180余种中,已查明可传播疾病者已近80种,它们的分布遍及全国,以鼠类为主要宿主的疾病疫区相当广阔。全国流行过鼠疫的疫区县超过500个,发现过流行性出血热病人的县约1200个。

鼠类作为鼠源性疾病的传染源,不仅分布广,而且数量多。无论在居民区还是野外,它的密度都比较高,种内和种间接触频繁,疾病可在鼠间长传不息。有时,局部地区密度猛增,导致疾病的暴发流行。同时,啮齿动物和人类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禽兽,包括家禽和家畜。尤其是家栖鼠类的食物和活动场所,都依赖人类,经常直接、间接地接触衣被、食品和用具,传播疾病的机会很多。

 

二、主要害鼠种类及鼠源性疾病

人类传染病来源于啮齿动物者达数十种,它们在自然界的传播和保存有赖于啮齿动物。根据现行资料(Meehan,1984;史先春等,1991),我国鼠源性疾病涉及的主要害鼠有12科,79种,包括:兔科4种,鼠兔科2种,田鼠和松鼠科15种,河狸科1种,海狸科1种,睡鼠科1种.豚鼠科1种,林跳鼠科1种。跳鼠科4种,鼠科17种和仓鼠科31种。与危害严重及较严重的疾病有关的啮齿动物种数分别为:鼠疫—4,钩端螺旋体病—46,土拉伦菌病—44,Q热—40.毒浆体病—38,流行性出血热—37,类丹毒—32,螃传立克次氏体病—25,森林脑炎—25,假结核—24,沙门氏菌病—24,李司特菌病—22,布鲁氏菌病—21,恙虫病—19,炭疽—10,旋毛虫病—10,蜱传回归热—10,皮肤利什曼病—8,地方性斑疹伤寒—5,莱姆病—4,鼠咬热—4、流行性乙型脑炎—4,血吸虫病—3,狂犬病—2(表1)。

 

三、灭鼠的要求和策略

1. 策略

防疫灭鼠策略可分3种类型,即:应急性灭鼠、保护性灭鼠和预防性灭鼠。策略不同,灭鼠方法的选择不同,各种方法所处的位置及重要性也不同。

应急性灭鼠策略旨在迅速扑灭小范围内的疫情,可以采用各种必要的措施,要求见效快,效果好。所以当鼠源性传染疾病暴发流行时,为了尽快扑灭疫情,保障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需采用应急性灭鼠的策略。疫区各级政府应采取特事特办的原则,按照国家传染性疾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逐级上报疫情,并迅速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及时治理,务必将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保护性灭鼠策略是在已知的重点疫区进行的长期性灭鼠策略。通常在流行高峰前或灭鼠最有效季节,使用慢性灭鼠剂毒饵,若密度未降到所需水平,可更换毒饵或改用其他方法在重点地块甚至全面处理。随后根据需要和条件采取巩固措施,包括:建立固定投饵盒(站),使用捕鼠器械,保护或放养鼠的野生天敌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保护性灭鼠需连年进行,因此,必须制订规划,全面安排。显然,环境防制等治本措施非常重要,不仅可提高灭鼠效果,也有利于巩固。保护性灭鼠可以选用支出省、效果高、对人畜安全的办法。

预防性灭鼠是主动向鼠源性疾病进攻,是防疫灭鼠的高级阶段,范围更大,要求更高,为期更长,支出更多。过去,在黄鼠疫区和沙鼠疫区为根除鼠疫曾有过两种达标安排(汪城信,1982):一是短期内用不同方法交替灭鼠,100~120d内达标。这种安排收效快,鼠的繁殖次数少,疫情迅速消失;但相对效果较差,不能充分发挥毒饵法的长处,要在短期内集中使用较多的人力和物力。具体方法的安排顺序是:毒饵一熏蒸剂一捕鼠器混合措施,直到达标为止。另一种安排是每年仅全面灭鼠1次,局部地区2次,只使用毒饵,逐年下降密度,几年后达标。这种安排成本低,工效高,相对效果较好,适于地广人稀地区;缺点是奏效较慢,在达标过程中鼠己多次繁殖,只适用于繁殖潜力较低的鼠种。大范围的实践证明。上述两种安排均可达到消除鼠间鼠疫流行的目的,从而杜绝了疫情。

2. 流行阈值

传染病的流行强度决定于传染源与易感者接触的频度密切。因此,降低鼠密度以减少鼠— 鼠和鼠— 人的接触机会,可降低流行。密度越低,接触越少,新感染的个体也就越少。密度降到流行中断时的临界密度称为流行中止阈值。不过,多数鼠源性疾病的流行中止阈值很低,现阶段很难达到。因此,多采用工作指标,是依据当时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制定出的能够降低鼠口密度的最低值。达到这一指标虽不能立即中断流行,却可削弱流行强度,大幅度减少发病人数。

显然,病种不同,流行阈值亦异。即使是同一种病,若主要宿主不同,阈值也有差异。这和宿主鼠类的活动范围、接触频度、感受性等等生态、生理因素密切相关。在重要的鼠源疾病中,由于鼠疫的主要宿主局限在啮齿动物之内,流行因素比较单纯,流行过程比较了解,对于不同宿主的流行阈值比较清楚。汪诚信(1982)认为鼠疫的流行阈值达乌尔黄鼠的为0.2只/hm2,长爪沙鼠为0.2洞群/hm2;而喜马拉雅早獭则为0.01洞群/hm2。

由鼠类机械性传播的疾病,对人群的威胁直接和密度有关,但很难确定阈值。防病的主要措施除降低鼠密度外,清除传染源更为重要。因为,对于这些疾病,没有传染源,鼠类便不能起传病作用。

3. 防治范围

从动物流行病学观点看来,只有在整个疫源地的范围内彻底灭鼠,才可能真正杜绝疫情。但事实上,由于以鼠类为主要宿主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疫区很广,许多流行过程不够清楚,不仅不可能承受全面灭鼠的沉重负担,疫区的边界往往也难以确切划定(汪诚信,1986)。因此,防疫灭鼠的范围确定还缺少充分的根据,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条件和过去的经验。

鼠疫疫区可分基础疫源地、中疫源地、相对独立疫源地等3个层次,但除基础疫源地外,其他层次的疫区内,鼠间鼠疫的流行并未连成一片,其中央杂着非流行区(方喜业等,1990)。而基础疫源地只存在于少数类型的疫区之中,多数疫区很难找到和证实。而且,疫区往往小于主要宿主的分布区,不能以分布区的边界作为防疫灭鼠划定范围的依据。其他鼠源性疾病的疫区边界,同样难以划定,或虽能大致确定,但耗费太大难以负担。因此,目前防疫灭鼠的范围划定,均以保护人群为出发点;而且,为了工作方便,多按行政区划定界,只在少数情况下开展联防,协同处理整块疫区。

具体说来。灭鼠范围的划定需考虑下列因素:病种和类型及对人群的危害程度,主要宿主及其密度,疫区人口密度和交通、建设、生产、贸易、旅游情况,灭鼠达标所需的支出和达标后必需维持的时间,当地的承受能力和外援强度,过去处理类似疫区的范围和效果等等。目前,我国仅对列入甲类传染病的鼠疫有明确的范围要求:人间疫区,一般应包括整个连片的居民区,鼠、蚤并灭;鼠间疫区,一般以疫点为中心,黄鼠或沙鼠或布氏田鼠疫区各处理2000m,早獭疫区1000m,家鼠疫区覆盖整个连片的居民区。

鼠疫源地的预防性灭鼠范围,远大于上述疫区处理的规定,面积常在数万至数十万公顷之间。达标后鼠间流行中断,细菌学与血清学检查均无阳性。但达标和维持的费用都很大。为了提高流行病学效果,疫区处理应尽量利用自然屏障如河流、沙漠等作为边界,减少处理区外鼠类的入侵。除临时发现严重疫情必须立即处理外,防疫灭鼠时机的确定原则是最有利于切断疫情的流行和扩散,最有利于保障居民健康。

4. 灭鼠时间

疫区灭鼠应安排在流行高峰前。若该病潜伏期较长,灭鼠时使用慢性药、则灭鼠时间应相应提前。不过,从流行病学确定的最佳时机往往与从灭鼠效果考虑的时机不尽相同,需要适当调整,尽量二者兼顾。例如:黄鼠鼠疫的流行高蜂始于5月,而4月恰好是灭鼠效果的最佳季节,灭鼠工作应安排在黄鼠基本出蛰完毕后立即进行。又如,姬鼠型流行性出血热疫区的人间发病高峰始于10月,加上潜伏期宜在8月末至9月初灭鼠,但此时的稻田区灭鼠效果欠佳,疫区处理时间应根据当地情况适当调整。

各种鼠源疾病均有自己的发病高峰,同种疾病在不同宿主分布区或不同地理条件下,发病高蜂也有差异,因而,疫区处理的时间不宜统一划定,要因地制宜。总的看来,疾病的流行高峰常与宿主的数量和活动高峰相联系,多数在春、秋二季,灭鼠时间也以这两个季节为常见。

对于每年只繁殖一次的冬眠鼠类,如达乌尔黄鼠等,灭鼠季节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而且,如能取得80%以上的灭鼠效果,即能保证全年密度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若使用毒饵,多在春末夏初灭鼠;若使用熏蒸剂,则灭鼠时间常推迟到夏季。至于消灭繁殖多次的不冬眠鼠类,每年灭鼠一次或二次不足以控制疾病的流行,局部地区需要连续多次灭鼠,从流行高峰前一直进行到正常高蜂结束。

 

四、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

防疫灭鼠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指标和范围的推确划定。这是因为,虽经多年工作,只对一两种疾病的几种主要宿主密度的流行阈值有大致了解,给大多数条件下的灭鼠带来很大的盲目性,事倍功半且效果难以保证。按照一般推理,通过精心设计的模拟现场试验可以找到流行阈值,但因涉及对人类健康颇有威胁的传染病,进行试验的责任风险很大,难以得到批准。因而,只能采用积累资料的办法逐步找到答案,需要较长的时间。

处理范围的划定同样是重要问题。在广阔的疫区内,各地块的疾病流行并不全然相同,找到重点地块彻底灭鼠,可以提高效果和效益。

其次,灭鼠在预防鼠源疾病的各种措施中所处的位置,需要进一步确定。无疑,鼠密度下降可以减少以至消除鼠源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但并不一定是最佳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有必要客观地评估哪种病在哪种条件下,灭鼠是首选的防治措施,应优先采用,或灭鼠仅为有效措施之一,甚至只起辅助作用。一般而言,防治人群发病率高、传播快的鼠源疾病,灭鼠的作用大,相对支出少;但对发病率低的病种,如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率常常只有十万分之几,换言之,为了减少1个病人,必须在1万多人的工作和生活范围内,完成高质量的灭鼠工作,代价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有效果相近

但支出较省的替代办法,就可以局部灭鼠甚至不灭鼠。

最后,防治技术的提高和改进,仍然是探讨方向。鉴于许多鼠源疾病具有自然疫源性,可以长期脱离人群而存在于自然界.只有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通过环境治理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任何灭鼠措施,只有一时性的作用,要长期收效,必须旷日持久地坚持下去。因此,研究以治本为主的综合措施很有意义。对于免疫效果良好的鼠源疾病,提高人群免疫力也可能取代灭鼠,同样能够保障人群的健康。

一、鼠类与人类疾病

在人类的传染病中,鼠源性疾病很多,对人类危害很大,我国关于鼠源性疾病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的《黄帝内经》、《医说》、《本草纲目》、《鼠死行》等文献,它们就某些鼠源性疾病症状进行了确切地描述。在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有关鼠源疾病的记载也可追溯到两千年前。随着科学的发展,鼠源性疾病的危害性日益为人们所了解,防疫灭鼠逐渐受到重视。

1. 鼠源疾病的严重性

据有关资料记载,鼠疫在全球大发生有三次:公元520~565年,流行于北非、中东和欧洲,累计病死约1亿人,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退。公元1346~1665年,鼠疫遍及欧洲、亚洲及北非,仅欧洲死亡2500万人,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宗教活动。我国死于此次流行者达1300万《瘟疫论》(吴有存,1642)。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894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因交通发达,鼠疫波及亚、欧、美、非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死亡1200余万人。由于医学的相对发达,进入20世纪后期,鼠疫病人显著减少,到80年代,全世界每年平均不足千人,但波及的国家仍达20余个。由于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范围未有本质性的改变,对人类的潜在威胁仍然很大,不可忽视。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人数迅速增加(陈化新等,1992):20世纪50年代共发病3568人,60年代23164人,70年代143949人,80年代达到696074人。对人民的健康危害很大,影响到国际交往和贸易。进入90年代以来,发病人数虽未继续增加,但也未能稳步减少。

此外,钩端螺旋体病、鼠伤寒等等鼠源性疾病的发病人数、每年都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对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发展影响很大。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作的深入,鼠源疾病的病种仍在增加。一些过去被误诊和不能确诊的病人,将被列入新的鼠源疾病的病例之中。

2. 鼠源疾病危害严重的主要原因

鼠的种类多,分布广,密度高,与人类的关系密切,接触频繁;而且,鼠和人均为温血动物,存在着较多的共患病。据统计,在全世界的1700余种啮齿动物中,与人类疾病有关的约1500种;在我国180余种中,已查明可传播疾病者已近80种,它们的分布遍及全国,以鼠类为主要宿主的疾病疫区相当广阔。全国流行过鼠疫的疫区县超过500个,发现过流行性出血热病人的县约1200个。

鼠类作为鼠源性疾病的传染源,不仅分布广,而且数量多。无论在居民区还是野外,它的密度都比较高,种内和种间接触频繁,疾病可在鼠间长传不息。有时,局部地区密度猛增,导致疾病的暴发流行。同时,啮齿动物和人类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禽兽,包括家禽和家畜。尤其是家栖鼠类的食物和活动场所,都依赖人类,经常直接、间接地接触衣被、食品和用具,传播疾病的机会很多。

 

二、主要害鼠种类及鼠源性疾病

人类传染病来源于啮齿动物者达数十种,它们在自然界的传播和保存有赖于啮齿动物。根据现行资料(Meehan,1984;史先春等,1991),我国鼠源性疾病涉及的主要害鼠有12科,79种,包括:兔科4种,鼠兔科2种,田鼠和松鼠科15种,河狸科1种,海狸科1种,睡鼠科1种.豚鼠科1种,林跳鼠科1种。跳鼠科4种,鼠科17种和仓鼠科31种。与危害严重及较严重的疾病有关的啮齿动物种数分别为:鼠疫—4,钩端螺旋体病—46,土拉伦菌病—44,Q热—40.毒浆体病—38,流行性出血热—37,类丹毒—32,螃传立克次氏体病—25,森林脑炎—25,假结核—24,沙门氏菌病—24,李司特菌病—22,布鲁氏菌病—21,恙虫病—19,炭疽—10,旋毛虫病—10,蜱传回归热—10,皮肤利什曼病—8,地方性斑疹伤寒—5,莱姆病—4,鼠咬热—4、流行性乙型脑炎—4,血吸虫病—3,狂犬病—2(表1)。

 

三、灭鼠的要求和策略

1. 策略

防疫灭鼠策略可分3种类型,即:应急性灭鼠、保护性灭鼠和预防性灭鼠。策略不同,灭鼠方法的选择不同,各种方法所处的位置及重要性也不同。

应急性灭鼠策略旨在迅速扑灭小范围内的疫情,可以采用各种必要的措施,要求见效快,效果好。所以当鼠源性传染疾病暴发流行时,为了尽快扑灭疫情,保障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需采用应急性灭鼠的策略。疫区各级政府应采取特事特办的原则,按照国家传染性疾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逐级上报疫情,并迅速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及时治理,务必将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保护性灭鼠策略是在已知的重点疫区进行的长期性灭鼠策略。通常在流行高峰前或灭鼠最有效季节,使用慢性灭鼠剂毒饵,若密度未降到所需水平,可更换毒饵或改用其他方法在重点地块甚至全面处理。随后根据需要和条件采取巩固措施,包括:建立固定投饵盒(站),使用捕鼠器械,保护或放养鼠的野生天敌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保护性灭鼠需连年进行,因此,必须制订规划,全面安排。显然,环境防制等治本措施非常重要,不仅可提高灭鼠效果,也有利于巩固。保护性灭鼠可以选用支出省、效果高、对人畜安全的办法。

预防性灭鼠是主动向鼠源性疾病进攻,是防疫灭鼠的高级阶段,范围更大,要求更高,为期更长,支出更多。过去,在黄鼠疫区和沙鼠疫区为根除鼠疫曾有过两种达标安排(汪城信,1982):一是短期内用不同方法交替灭鼠,100~120d内达标。这种安排收效快,鼠的繁殖次数少,疫情迅速消失;但相对效果较差,不能充分发挥毒饵法的长处,要在短期内集中使用较多的人力和物力。具体方法的安排顺序是:毒饵一熏蒸剂一捕鼠器混合措施,直到达标为止。另一种安排是每年仅全面灭鼠1次,局部地区2次,只使用毒饵,逐年下降密度,几年后达标。这种安排成本低,工效高,相对效果较好,适于地广人稀地区;缺点是奏效较慢,在达标过程中鼠己多次繁殖,只适用于繁殖潜力较低的鼠种。大范围的实践证明。上述两种安排均可达到消除鼠间鼠疫流行的目的,从而杜绝了疫情。

2. 流行阈值

传染病的流行强度决定于传染源与易感者接触的频度密切。因此,降低鼠密度以减少鼠— 鼠和鼠— 人的接触机会,可降低流行。密度越低,接触越少,新感染的个体也就越少。密度降到流行中断时的临界密度称为流行中止阈值。不过,多数鼠源性疾病的流行中止阈值很低,现阶段很难达到。因此,多采用工作指标,是依据当时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制定出的能够降低鼠口密度的最低值。达到这一指标虽不能立即中断流行,却可削弱流行强度,大幅度减少发病人数。

显然,病种不同,流行阈值亦异。即使是同一种病,若主要宿主不同,阈值也有差异。这和宿主鼠类的活动范围、接触频度、感受性等等生态、生理因素密切相关。在重要的鼠源疾病中,由于鼠疫的主要宿主局限在啮齿动物之内,流行因素比较单纯,流行过程比较了解,对于不同宿主的流行阈值比较清楚。汪诚信(1982)认为鼠疫的流行阈值达乌尔黄鼠的为0.2只/hm2,长爪沙鼠为0.2洞群/hm2;而喜马拉雅早獭则为0.01洞群/hm2。

由鼠类机械性传播的疾病,对人群的威胁直接和密度有关,但很难确定阈值。防病的主要措施除降低鼠密度外,清除传染源更为重要。因为,对于这些疾病,没有传染源,鼠类便不能起传病作用。

3. 防治范围

从动物流行病学观点看来,只有在整个疫源地的范围内彻底灭鼠,才可能真正杜绝疫情。但事实上,由于以鼠类为主要宿主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疫区很广,许多流行过程不够清楚,不仅不可能承受全面灭鼠的沉重负担,疫区的边界往往也难以确切划定(汪诚信,1986)。因此,防疫灭鼠的范围确定还缺少充分的根据,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条件和过去的经验。

鼠疫疫区可分基础疫源地、中疫源地、相对独立疫源地等3个层次,但除基础疫源地外,其他层次的疫区内,鼠间鼠疫的流行并未连成一片,其中央杂着非流行区(方喜业等,1990)。而基础疫源地只存在于少数类型的疫区之中,多数疫区很难找到和证实。而且,疫区往往小于主要宿主的分布区,不能以分布区的边界作为防疫灭鼠划定范围的依据。其他鼠源性疾病的疫区边界,同样难以划定,或虽能大致确定,但耗费太大难以负担。因此,目前防疫灭鼠的范围划定,均以保护人群为出发点;而且,为了工作方便,多按行政区划定界,只在少数情况下开展联防,协同处理整块疫区。

具体说来。灭鼠范围的划定需考虑下列因素:病种和类型及对人群的危害程度,主要宿主及其密度,疫区人口密度和交通、建设、生产、贸易、旅游情况,灭鼠达标所需的支出和达标后必需维持的时间,当地的承受能力和外援强度,过去处理类似疫区的范围和效果等等。目前,我国仅对列入甲类传染病的鼠疫有明确的范围要求:人间疫区,一般应包括整个连片的居民区,鼠、蚤并灭;鼠间疫区,一般以疫点为中心,黄鼠或沙鼠或布氏田鼠疫区各处理2000m,早獭疫区1000m,家鼠疫区覆盖整个连片的居民区。

鼠疫源地的预防性灭鼠范围,远大于上述疫区处理的规定,面积常在数万至数十万公顷之间。达标后鼠间流行中断,细菌学与血清学检查均无阳性。但达标和维持的费用都很大。为了提高流行病学效果,疫区处理应尽量利用自然屏障如河流、沙漠等作为边界,减少处理区外鼠类的入侵。除临时发现严重疫情必须立即处理外,防疫灭鼠时机的确定原则是最有利于切断疫情的流行和扩散,最有利于保障居民健康。

4. 灭鼠时间

疫区灭鼠应安排在流行高峰前。若该病潜伏期较长,灭鼠时使用慢性药、则灭鼠时间应相应提前。不过,从流行病学确定的最佳时机往往与从灭鼠效果考虑的时机不尽相同,需要适当调整,尽量二者兼顾。例如:黄鼠鼠疫的流行高蜂始于5月,而4月恰好是灭鼠效果的最佳季节,灭鼠工作应安排在黄鼠基本出蛰完毕后立即进行。又如,姬鼠型流行性出血热疫区的人间发病高峰始于10月,加上潜伏期宜在8月末至9月初灭鼠,但此时的稻田区灭鼠效果欠佳,疫区处理时间应根据当地情况适当调整。

各种鼠源疾病均有自己的发病高峰,同种疾病在不同宿主分布区或不同地理条件下,发病高蜂也有差异,因而,疫区处理的时间不宜统一划定,要因地制宜。总的看来,疾病的流行高峰常与宿主的数量和活动高峰相联系,多数在春、秋二季,灭鼠时间也以这两个季节为常见。

对于每年只繁殖一次的冬眠鼠类,如达乌尔黄鼠等,灭鼠季节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而且,如能取得80%以上的灭鼠效果,即能保证全年密度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若使用毒饵,多在春末夏初灭鼠;若使用熏蒸剂,则灭鼠时间常推迟到夏季。至于消灭繁殖多次的不冬眠鼠类,每年灭鼠一次或二次不足以控制疾病的流行,局部地区需要连续多次灭鼠,从流行高峰前一直进行到正常高蜂结束。

 

四、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

防疫灭鼠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指标和范围的推确划定。这是因为,虽经多年工作,只对一两种疾病的几种主要宿主密度的流行阈值有大致了解,给大多数条件下的灭鼠带来很大的盲目性,事倍功半且效果难以保证。按照一般推理,通过精心设计的模拟现场试验可以找到流行阈值,但因涉及对人类健康颇有威胁的传染病,进行试验的责任风险很大,难以得到批准。因而,只能采用积累资料的办法逐步找到答案,需要较长的时间。

处理范围的划定同样是重要问题。在广阔的疫区内,各地块的疾病流行并不全然相同,找到重点地块彻底灭鼠,可以提高效果和效益。

其次,灭鼠在预防鼠源疾病的各种措施中所处的位置,需要进一步确定。无疑,鼠密度下降可以减少以至消除鼠源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但并不一定是最佳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有必要客观地评估哪种病在哪种条件下,灭鼠是首选的防治措施,应优先采用,或灭鼠仅为有效措施之一,甚至只起辅助作用。一般而言,防治人群发病率高、传播快的鼠源疾病,灭鼠的作用大,相对支出少;但对发病率低的病种,如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率常常只有十万分之几,换言之,为了减少1个病人,必须在1万多人的工作和生活范围内,完成高质量的灭鼠工作,代价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有效果相近

但支出较省的替代办法,就可以局部灭鼠甚至不灭鼠。

最后,防治技术的提高和改进,仍然是探讨方向。鉴于许多鼠源疾病具有自然疫源性,可以长期脱离人群而存在于自然界.只有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通过环境治理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任何灭鼠措施,只有一时性的作用,要长期收效,必须旷日持久地坚持下去。因此,研究以治本为主的综合措施很有意义。对于免疫效果良好的鼠源疾病,提高人群免疫力也可能取代灭鼠,同样能够保障人群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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