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生物技术治理:如何负责任地研究与创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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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2-14 10: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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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讨会讨论生物技术风险与治理。作者供图


撰文 | 高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责编 | 徐可、玉宝


  


新兴生物技术的治理已然成为一个国际化问题。比起对生物技术应用中的伦理、社会应用(ELSI)等问题的讨论,科学技术学(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这种框架,开始了一种新的跨界——社会科学家与生物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希望通过互动塑造科学知识,倡导负责任的创新(RRI, Respoa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2016年4月13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了题为“生物技术风险与治理:从欧洲到中国”(The risk and governance of emerging biotechnology in context: From Europe to China)的国际研讨会,来自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ISSTI)、中山大学社会学以及医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7位专家就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同时有50余名参会者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科技部等科研机构。


1
STS助攻合成生物学研究


来自爱丁堡大学的Jane Calvert博士是英国知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她的报告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参与合成生物学学研究的经历。她首先辨析了科学社会学研究与传统的科技伦理、科技风险研究的区别。STS研究尝试从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与文化等维度(dimension)来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所展现出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复杂互动的,而非一种简单的从知识到应用的线性关系。因此,新的理念不希望简单地讨论技术应用的风险或伦理问题,而更愿意去回答哪些动力促成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哪些价值影响了人们对技术的伦理认知,哪些制度与设计成为了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


从2008年开始,Jane就开始加入到一个与合成生物学标准有关的讨论网络中,她认为合成生物学的开放性与新颖性,使得她有机会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式展开讨论。人们常把科技的可能风险挂在嘴边,对驱动着科学行为的价值、想象与既定的利益等深层次问题却绝口不提。然而,STS研究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STS承认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塑造,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参与来创造我们所期望的未来。Jane参加了一系列合成生物学研究项目,合成美学(Synthetic Aesthetics), 英国合成生物学路线图(Synthetic biology roadmap),设计生命(Engineering Life)等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在合成生物学项目中,与科学家早期的沟通与互动,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尽早认识到自己研究的社会意义,阐述其政策图景,更能够从多角度塑造科学研究的路径,促进科学讨论的深入。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在经历了转基因的争议后,认识到自己在生物技术的治理中应该少走弯路,因此在很多新兴的技术领域中,都通过经费与制度安排来促进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合作,以此来激励负责任的创新。Jane Calvert本人参与的诸多项目都是来自于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和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


2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在欧盟


Robin Williams教授是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的主任,著名学者,他介绍了欧盟的“负责任创新与研究”项目。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再将伦理与社会问题作为新技术发展的约束,而是更多分析技术发展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个人与社会希望从技术的发展中获得怎样的收益,同时又该如何影响与参与这种积极的研究行为。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是一个透明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彼此相互反馈,充分考虑创新过程及其市场产品的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取性(desirability),让科技发展适当地嵌入我们的社会中。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是一种新的进路,该进路对于研究和创新的潜在意涵和社会期望进行预期和评估,目的是帮助设计包容和可持续的研究与创新。 


Robin结合了自身的学术经历,讲述了欧洲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进化过程,从1970年代的科学家对科技与社会问题的反思,到八九十年代的伦理、法律与社会应用(ELSI)问题的讨论,再到今天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2014年,欧盟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学研究和创新项目“地平线2020”,该项目总资助金额达到800亿欧元,时长7年(2014—2020年),被欧盟视作驱动经济增长、维系欧洲竞争力的重要动力,贯穿该项目的全局性理念就是“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


STS的研究帮助欧盟政府与全社会不断深化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理念在欧盟的成功便极大地受到了STS思想的影响。STS学者在参与塑造新型的科技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可以更积极的扮演多种角色,理解科技与社会互动的逻辑,参与科学知识的生产,重塑一种科技创新的模式。


3
政策可以模仿吗:转基因管理


爱丁堡大学沈小白博士的跨文化背景使得她成为STS比较研究的专家,她以转基因政策为例,引导大家思考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管理体制是否可以跨文化迁徙,如何迁徙?中国在转基因技术上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而与转基因有关的争论也迁徙来到了中国。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受到本国的争议及西方政策的影响,导致在转基因政策与法规问题上进入两难境地。全球化的根本是模仿,这种模仿符合领先者与跟随者双方的利益。


沈小白借用了法国学者塔尔德的模仿定律的理论,认为政府通过模仿西方的管理制度转基因技术的进步与安全,科学家在研究上的追赶与模仿,公众对于技术的态度也受到西方与媒体的影响,这些复杂的行动者都在影响着中国转基因技术的推广。然而,模仿却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管理制度的简单模仿无法解决中国社会中的复杂问题。


4
干细胞治疗走向何处?


中山大学医学院周殷华副研究员做了“干细胞创新的市场与专业冲突”的报告。干细胞治疗已经在全球形成了400-600亿美元的市场,干细胞治疗的时机与质量由不同的创新模式决定——科学创新模式(Scientific Innovation Model)与医药创新模式(Medical Innovation Model),不同的模式则是以不同的专业群体,伦理与管理制度为基础的。


周殷华总结了四种创新模式,是以全球的干细胞创新市场为模板的,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与制度环境中,干细胞疗法涉及的科学家、医师、管理体系、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例如,中国与美国创新模式不同,美国属于科学创新模式,由科学家与监管部门主导,成本极高,目前只有不到10种干细胞疗法获批;而中国等国家则属于医药创新模式,由医院主导,为医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可以将临床应用的收益直接用于实验,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管理问题。


通过研究,周殷华发现了不同群体间对于干细胞治疗存在着专业冲突:科学家希望获得更好的知识成果,为更大范围的社会应用做出贡献,而医生更倾向为单独的病患提供治疗;科学家遵循研究伦理,保护接受试验的对象,而医生则是以医学伦理为纲,认为病人的利益最高。因此,应该通过管理体系的革新促进不同职业群体冲突的消解。日本与美国都在干细胞治疗的治理上开辟了新的举措。


5
身体与社会的断裂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方芗副教授从人类学角度剖析了疾病带来的身体与社会关系的断裂。通过对造口术(如结肠、尿道造口)的分析以及对完成造口术病人进行访谈,她认为在强大的现代医学统领下,医学技术可以取得生理意义上的成功,但不能免除人们对身体和对隐私部位认知的困扰。


从医学层面而言,身体功能依旧,在患者内心,“造口”手术却标志着个体的缺陷、不完美、乃至于失败。方芗从“裸命”、“不洁”、“身体规训”这三个概念分析了医学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对于患者而言,如何很好的处理与自己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需要社会科学家给予关注的问题。


6
从阿西络马到华盛顿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高璐副研究员通过对阿西络马会议与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的比较分析,讨论了新兴生物技术治理的问题。阿西络马会议(1975年)与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2015年)是科学家通过自我规制实现提前预警,来应对生物技术风险的两个典型案例,虽然相隔四十年,却存在着逻辑连贯性。阿西络马会议的目标是评价重组DNA技术的风险,会议结束后重组DNA技术的应用暂停了16个月,直到相关政策发布后科学家才开始在有约束条件下开始研究。1970年代处在冷战时期,科学家对于科技社会问题的反思进入高潮,阿西洛马会议标志着一个科学和公众参与科学政策讨论的新时代的来临。


2015年的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所应对的问题是以CRISPR技术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的普及带来的对人类胚胎和生殖细胞编辑的伦理与社会问题。与阿西络马会议一样,顶尖科学家是会议的发起人,但不同的是,华盛顿峰会的参会者更加多元和国际化,中国科学家也成为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同时,更多的社会科学家、伦理学家与法学家参与了会议的讨论。在DNA编辑工具的精确性、安全性达标之前,用它来改变人类胚胎和生殖细胞的基因组来“定制婴儿”,无论科学家还是一般公众都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在当今的科技体系中,这种科学家主导的风险治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阿西络马模式能够帮助科学家赢得公众的信任,但是忽视了对技术本身提出更根本的追问,忽视了技术在实验室与工业生产及市场中的差异。科学家的自我反思与规制必须与科学传播、公众参与以及社会科学家参与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回答社会需要怎样的技术,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应用新技术造福社会、塑造我们开放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等问题。


以STS为主的社会科学家在新兴技术治理领域的一些新的成果,反映了面临世界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外学者对相关领域的深入思考和政策考量。毋容置疑,相关的讨论还将在科学社会学界、生物学界继续。科技发展的方向与方式受到制度、文化与经济模式的塑造,同时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是复杂的、多路径的。无论作为学者还是公民,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思考,我们希望科技进步带来怎样的生活,并通过积极的参与去塑造这一未来、实现这一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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